波兰部长在加沙问题会议上嬉皮笑脸_这位顶级外交官当场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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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顶级外交官当场哭了

慕安会的基石与霍伊斯根的外交生涯

霍伊斯根于1955年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自1980年起投身外交事业。他曾在德国总理默克尔任内担任外交政策顾问，被视为默克尔乌克兰和俄罗斯政策的设计者。从巴黎到布鲁塞尔，他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他在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期间，因在叙利亚决议辩论中坚定发声而闻名。2022年，霍伊斯根接管了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的管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欧洲安全政策自主权及维护西方秩序成为其指导原则。

这一时期正值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欧洲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慕安会见证了多场重大对抗。2022年2月24日，即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不久，拉夫罗夫在会上处于守势。西方国家外长，尤其是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格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俄罗斯具有破坏性行为，而拉夫罗夫则反驳称西方歇斯底里并包围了俄罗斯。这是拉夫罗夫最后一次出席慕安会，此后俄罗斯代表便不再参与。

慕安会逐渐成为西方盟友团结的象征，但背后也反映了欧洲对自身防务能力的疑虑。2023年，波兰遭遇导弹袭击事件暴露了欧洲安全保障的脆弱性，促使关于欧洲防御倡议的讨论成为慕安会热点。2024年，以色列国防部长因加沙问题受到欧洲国家尖锐批评。

霍伊斯根的离任与跨大西洋关系的挑战

霍伊斯根在本届慕安会上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对未来充满忧虑。就在他发表讲话前数小时，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一次演讲引发了欧洲的警觉。万斯代表新上任的美国政府，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并质疑美国几十年来承担的国际责任。他提到优先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稳定的问题，同时对美国未来对欧洲安全政策的承诺持保留态度。与此同时，特朗普重启了与普京的接触性谈判。

此前，《华盛顿邮报》曾报道白宫内部正讨论缩减美国驻德国军队规模的方案。实际上，早在2020年，特朗普就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12000名美军士兵，此举被当时的默克尔政府视为侮辱，同时也威胁到欧洲安全。尽管拜登政府对此进行了调整，但欧洲仍对美国政策的变化感到担忧。对于德国而言，由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限制，德国国防军规模较小，高度依赖美军驻扎。此外，德国作为美国在欧洲、非洲和中东行动的重要后勤基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军的存在象征着西方盟国的团结，因此任何撤军举动都被视为可能削弱这种团结的信号。

东欧国家对此更为敏感。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视驻德美军为北约东翼的核心力量。削减驻军引发了对北约快速反应能力的质疑，同时加剧了所谓“两种级别的安全”的担忧——以德法为核心的老牌西方国家被视为第一级别，而后加入的东欧国家则处于第二级别。立陶宛外长兰茨贝里斯直言：“我们不能再抱有幻想。欧洲的安全始于维尔纽斯，而非柏林。”

然而，在欧盟核心国家中，美国政策可能的转变反而推动了德法主导的欧洲战略自主路线。万斯的讲话促使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大选最后阶段紧急前往巴黎商讨对策。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在2019年就诊断北约已陷入“脑死亡”。这次万斯的讲话被《世界报》称为“欧洲的引爆器”。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在现场表示，欧洲不能再指望美国解决所有紧急问题。基民盟高级党员诺贝特·罗特根也认为这是一次“紧急提醒”，强调欧洲防务联盟必须加快进展。

霍伊斯根的职业情感与信任崩塌

霍伊斯根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面对当前局势时情绪失控落泪，显然并非出于理性考量。他多年来深度参与西方盟国伙伴关系，经历了冷战、两德统一以及北约扩张等重大历史节点，并直接参与了巩固欧洲安全政策基础的谈判，与美国保持密切协调。这种伙伴关系曾是他那一代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如今却面临崩溃。

霍伊斯根与美国高层的关系密切众所周知。在担任默克尔外交政策顾问期间，他与赖斯、沙利文等人建立了互信。特朗普首个任期对西方盟国关系造成了严重冲击，给霍伊斯根的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如今，仅仅几年过去，困难再次加剧，而欧洲仍深陷俄乌战争阴影。

比伙伴疏远更痛苦的是毕生信任的崩塌。对于霍伊斯根而言，慕安会不仅是职业履历的一部分，更是西方盟国团结的象征。在他前任伊申格尔的领导下，慕安会已成为这一团结的标志。霍伊斯根继承了这一传统，始终坚信对话与凝聚力是欧洲安全的核心。然而，在他即将卸任之际，这一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失信危机。他的职业生涯虽致力于维护这一秩序，却未能如愿获得回报。

霍伊斯根的情绪反应并非个例。德国广播评论称，“霍伊斯根的眼泪揭示了欧洲在跨大西洋关系不确定性面前的无言。”多家媒体评论员指出，这是“欧洲对跨大西洋可预测性信任的象征性终结”，“过去只是细微差异，现在是对根本性决裂的恐惧”。

尽管如此，美国方面也在努力修补关系。美国前驻德国大使埃默森在会议间隙表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所以能经受住危机，是因为它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纽约时报》则强调，美国选举周期的影响通常是暂时的，西方盟国间的经济联系和情报合作依然稳固。

2023年，霍伊斯根首次提出“欧洲共同防务不是‘有也挺好’，而是‘必须要有’”。在卸任之际，他重申了这一观点。针对万斯的讲话，朔尔茨指出，过去三年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虽然总额低于美国，但占GDP比例却是美国的四倍。欧洲与美国之间原有的基本共识正在消失，利益冲突以极其直接的方式显现。可以预见，欧洲未来将更多地承担自身安全责任，迎接一段艰难时期。战略自主，现在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不再是“有也挺好”，而是“必须要有”，性质已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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